“自洗钱”入罪《刑法》，全面打击洗钱犯罪

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罪进行修改，将洗钱罪中“明知为上游犯罪所得及产生的受益”、“协助转换、转换资金”中主观要求“明知”及客观要求“协助”进行了删除，正式将“自洗钱”入刑，意味着特定上游犯罪行为人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受益的也能构成洗钱犯罪。

（一）“自洗钱”入罪的内部原因：

我国自设立洗钱罪以来，定罪数量偏少，与日趋严峻的洗钱犯罪态势形成鲜明的反差。

2014年，我国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我国开始从国家战略高度重视反洗钱，认为反洗钱是维护我国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4月，中央全面深化改个委员会经过审议，将“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列为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

2017年8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为了落实“三反”机制，发布《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全新界定反洗钱的重要性，提出反洗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经济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是参与全球治理、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的重要手段。同时，《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第10条明确规定：“推动研究完善相关刑事立法，修改惩治洗钱犯罪和恐怖融资犯罪的相关规定。按照我国参见的国际公约和明确承诺执行的国际标准要求，研究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将上游犯罪纳入洗钱罪的主体范围。”

（二）“自洗钱”入罪的外部原因：

2007年6月，我国成为全球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成员，2007年和2019年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对我国反洗钱工作的评估，认为中国大部分洗钱犯罪是上游犯罪行为人所为，却并未将自洗钱行为入罪，这忽略了洗钱犯罪的特殊性，严重削弱了我国反洗钱司法实践的有效性，属于在技术合规性方面的缺陷，不符合FATF的要求，对中国的反洗钱刑事立法提出了批评。

我国1997年《刑法》给予基于传统赃物罪的理论，认为洗钱罪是依附于上游犯罪的下游犯罪，行为人为了掩饰、隐瞒自己实施上游犯罪的所得和收益而实施的洗钱行为，属于上游犯罪的自然延伸，不能对其进行重复评价，故在《刑法》第191条中只规定了第三方洗钱的规制模式，并没有将上游犯罪本犯实施的自洗钱入罪。虽然《刑法修正案（三）》和《刑法修正案（六）》对洗钱罪进行两次修改，但焦点均集中在上游犯罪范围的扩展上。

但是，洗钱罪经过演变与发展，已经超越早期的依附于上游犯罪的单一属性，开始具有自己很强的独立法律属性，发展出反恐怖融资和国家安全的新型关系，升级为非传统性安全问题，其危害性已经上升到危害国家安全的高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对上游犯罪的法律否定评价。洗钱罪的这些侵害法益的新型特征，并不能为上游犯罪所包含和评价完毕，而且与对上游犯罪的评价内容截然不同，因而不存在“禁止重复评价”和“禁止双重惩罚”的问题。自洗钱表现为行为人在实施上游犯罪行为之后，又进一步积极地实施“漂白”的二次行为，致使“黑钱”发生了“化学反应”，切断了它的来源和性质，突破了赃物罪理论的适用范畴。

自洗钱行为独立成罪能够有效回应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在《中国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互评估报告》里提到的问题，即执法部门查处案件、使用金融情报、开展国际合作工作时侧重上游犯罪，而相对忽视洗钱犯罪。除此之外我国加入的《联合国禁毒公约》《巴勒莫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以及近年来开展的“天网行动”和“猎狐行动”，基本上是针对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这五种犯罪所展开的国际间犯罪。将这些上游犯罪的自洗钱行为入罪，不仅能完善我国关于洗钱罪的刑事立法，与国际反洗钱立法接轨，而且能全面打击国内各类洗钱犯罪，有效打击跨国洗钱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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